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是人類謀求福祉的重要抓手，通過法律約束科技的濫用，保障科技始終作為人權的正向推動力量，是傳統政治哲學、法哲學的基本立場。數字技術，正以演算法、資訊、數據等為依託，通過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慧、元宇宙等多種樣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全面而系統地塑造著人類生活和秩序。

在人權保障方面，數字技術體現出顯著的兩面性。一方面，數字技術發展對傳統人權理論與實踐“激造成擾”；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以其顯著優勢，拓展了人權保護和實現的空間。可以說，突飛猛進的數字技術正以“雙刃劍”之態，深刻重塑著數字時代的人權圖景。

“弊”刃：數字技術引發人權新挑戰

英國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維坦》中，將國家政權比喻為“利維坦”——它也象徵著一個強大的國家或政府。掌握數字技術並在運用上具有顯著優勢的國家及政府，其數字技術運用突破傳統權力邊界的機會和能力越來越強，作為“利維坦”的國家也因此變得更加強大。

以數字技術輔助資訊管理為例，“越來越透明的個人”和“越來越幽暗的數據掌控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日益失衡的權力關係，個人數據資訊與其管理者之間的地位失衡，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將人權置於更脆弱的情境之下。

國家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演變為具有全面且精准監控能力的“數字利維坦”，其風險在於，非正義政府能夠借助演算法工具增強權力、逃避責任、侵犯隱私、打擊政治對手或任何不受歡迎群體。在一個非正義的國家環境中，持續的網路監控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如隱私權和行動自由，構成了顯著的限制。美國“棱鏡門”事件所曝光的國家級監控計畫，對通信自由構成了系統性的威脅。加拿大隱私權研究中心的實驗顯示，通過手機信號塔數據，個人行動軌跡的重建準確度可達到92%，這一技術能力已經超出了現行法律的管控範圍。

當地時間2014年8月13日，美國“棱鏡門”事件揭秘者斯諾登接受美國《連線》雜誌（Wired）專訪文章面世，備受各界矚目。《連線》同時公佈登載斯諾登專訪的雜誌封面，是斯諾登懷抱美國國旗的形象。（資料圖）中新社記者 李洋 攝

掌握數字技術的“類國家”——大型平臺、企業、商業組織，正崛起為具有數據支配權的准權力主體。在傳統人權理論中，公司、企業這些主體和公民個人處於平等法律地位，都以權利主體的身份，訴求國家履行人權義務以實現自我的人權。但在數字時代，這類傳統的私權利主體已經搖身變為私權力主體，通過自身掌握甚至壟斷的數字技術，對個人的衣、食、住、行，吃、喝、購、遊、社交、工作、政治參與等進行全面“塑造”。

數字技術從設計到應用的各個環節，都體現著數字系統設計者、操控者的意志與目標。有研究指出，在技術應用層面，數字排斥機制、演算法支配權、全景監控體系及差異性定價策略等技術方式，不僅解構了傳統隱私權與人格尊嚴的保障框架，更在醫療資源分配、教育機會公平、勞動權益保障及社會福利供給等基本民生領域形成系統性阻滯。更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物理空間中通過權力制衡實現的權益保障，演算法黑箱的認知壁壘導致數字監督機制失效，即便數字主體權利受損，亦難以及時察覺與有效救濟。

人之主體性在數據操控過程中也存在被消解的風險。當以演算法為代表的數字規則深度嵌入人類社會運行機制時，人之為人的人性尊嚴和意志自由在數字強力中易被解構，這將產生深層次的倫理危機。

“利”刃：數字技術創新人權保障增長點

數字技術雖然給人權保障和發展帶來了一些嚴峻的新挑戰，但其發展和運用也為人權保護和保障拓展了新空間，提供了多種創新增長點。

一是，數字技術的創新拓展了權利譜系，新興權利訴求逐步得到回應。例如，數字遺產權、神經權利等新興權利形態，都是“人之需要”隨著數字技術發展而產生的權利訴求和保障要求。這些權利在一定程度上既豐富了人權理論和人權內容，也豐富了人在數字環境中的生存和發展及人類的繁榮。

二是，人權的保障與實現需滿足諸多現實條件，數字技術為人權保障提供了新工具。例如，數字基礎設施的普及，提升了人們的通信、表達與資訊共用的便捷度，也為教育普惠化提供了可能。再以殘障群體人權保障為例，微軟Seeing AI應用每日為視障用戶解析超200萬幅圖像；腦機介面技術讓漸凍症患者通過思維操控智能家居，信號傳輸速率達62.5比特/秒，助力實現《殘疾人權利公約》宣導的“獨立生活權”。這些技術創新為權利實現提供了普遍、可及、可負擔、平等享有等可能。

2024年4月15日，第135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在廣州開幕，在智慧出行相關技術產品展區內，智能仿生產品受採購商關注。圖為參展企業工作人員使用智能仿生手與採購商握手。

中新社記者 陳驥旻 攝

三是，數字技術為權利救濟提供了高質效可能。數字技術對規模資訊和知識的收集、整理、儲存和處理能力，既能夠支持司法系統高效處理案件，還能夠降低權利救濟的各項成本。例如，有司法系統引入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將家暴案件審理週期從90天縮短至7天。這些技術創新不僅提升了權利救濟的效率，也拓展了權利實現的時空維度。

2025年4月15日，在合肥合燃華潤燃氣有限公司，工作人員通過AI智能監管平臺對各項業務數據進行質檢分析。中新社記者 韓蘇原 攝

四是，數字技術為人權保障模式帶來變革的可能。傳統的人權保障模式，一般在憲法框架下，遵循“權利（公民）為目的，權力（國家）為手段”的二元治理結構。數字技術發展催生出的平臺、商業組織等數字私主體，一方面基於支配屬性而成為政府和法律監管對象，另一方面作為商業主體的權利需要國家保障，進而擁有權利主體身份。公民、數字私主體及國家公主體，成為三元治理結構中的核心構成。三元治理模式，必然拓展出許多新的智識增長點。

數字社會已然來臨，數字技術全方位地對人權發揮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既要堅持技術創新，也要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在數字社會中，人權理論與實踐必須對技術“利維坦”的直接和潛在威脅保持警覺，法治要立足於數字技術可能侵犯人權的行為，施於規範性限制，同時積極推進數字技術在人權保護方面正功能發揮。誠如聯合國《數字合作路線圖》所強調的，數字環境中的人權，就是確立“以人為本”的數字秩序，需要在技術創新與人權保障中，充分實現人的發展和繁榮。

作者簡介：

趙樹坤。受訪者供圖

趙樹坤，法學博士，現任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權法學》副主編。學術興趣集中於法理學、人權法學。迄今出版專著3部，譯著1部，在《法制與社會發展》《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現代法學》《人權》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主持國家社科重大專案1項、其他國家級、省部級課題多項。多次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屆會、邊會；深度參與《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等多個國家檔的起草、評估工作。

文丨中國新聞社

編輯丨楊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