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70 多年前，中國人張彭春參與《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工作，推動將儒家思想中的 “仁” 寫入宣言。

南開大學校園內的張彭春雕像。（劉洋攝）

張彭春是中國近代著名愛國教育家張伯苓的胞弟，因出生時父親張久庵已59歲而得乳名“五九”，後被世人尊稱為“九先生”。他曾遊歷海外，在戲劇、教育和外交領域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2008年，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赴法國巴黎參加第61屆非政府組織年會。彼時恰逢《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周年，張彭春的畫像被陳列於會場主席臺左側第二位。這一幕讓常健意識到張彭春的歷史分量，也由此開啟了常健和同事們對張彭春及其思想的研究。如今《張彭春文集·人權卷》《張彭春年譜》相繼出版，填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

近日，常健接受“華人故事”欄目專訪，回顧津門“九先生”的一生。

引介現代戲劇   啟蒙曹禺入門戲劇

20世紀初，中國話劇界盛傳“南有南國社，北有南開新劇團”以及“南洪北張”的說法。其中，“北張”指的就是張彭春。

張彭春是天津南開中學第一屆畢業生，1910年通過遊美學務處選拔後赴美學習。他攻讀哲學之餘研究戲劇，鍾愛挪威戲劇家易蔔生的作品。

在美期間，張彭春試驗創作多部英文短劇：以《闖入者》映射時事，隱喻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又以《醒》批判外國資本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勾結欺壓百姓的現象，強調革新的緊迫性。

1916年，張彭春學成歸來，在南開中學執教，並擔任南開新劇團副團長。他將西方導演制度引入中國，在劇碼創作上借鑒西方寫實主義方法反映社會現實問題。

他帶領劇團編演的《新村正》以辛亥革命後天津郊區周家莊為背景，揭露封建勢力與外國資本勾結導致農村破產的社會現實。戲劇家陳白塵和董健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認為，《新村正》的問世標誌著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戲劇結束萌芽期，邁入歷史的新階段。

1919年，張彭春再次出國深造，後與同在美留學的中國劇作家洪深結識。二人合編三幕英文劇《木蘭從軍》，讓花木蘭這一形象首次登上美國舞臺。該劇融入中國傳統戲曲表現手法，在紐約、華盛頓連演8場，大獲成功。

1923年，張彭春歸國，先後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兼教務長，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兼南開中學主任。回到南開執教的張彭春將易蔔生、莫裏哀和王爾德創作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世界名劇搬上南開舞臺。

在張彭春等一眾進步人士的帶領下，南開新劇團培養出一批優秀的戲劇人才，劇作家曹禺是其中一位。

張彭春指導曹禺演《財狂》。（圖片來源：南開大學官網）

當時還是南開中學學生的曹禺在參演《壓迫》一劇時因出色表現被張彭春發現。張彭春安排他參與名劇的排演和劇本改編，還贈送他一套英文版《易蔔生全集》，為其日後的戲劇創作打下基礎。

多年後，曹禺因處女劇作《雷雨》名聲大噪，他在該劇自序中寫道：“我將這本戲獻給我的導師張彭春先生，他是第一個啟發我接近戲劇的人。”

改良演出劇碼   助梅蘭芳名動美國

1929年底，張彭春代表南開大學赴美籌款、講學。第二年，梅蘭芳訪美演出，但首演遇冷。梅蘭芳向張彭春尋求建議，張彭春直指：“（美國人）沒有端午節，更弄不懂晴雯為什麼要撕扇子。”梅蘭芳隨即邀請張彭春擔任劇團導演兼顧問，調整演出內容。

張彭春對劇碼的安排以傳統舊戲為主。“外國人對中國戲的要求，希望看到傳統的東西，因此必須選擇他們能夠理解的故事”，舞臺熱鬧、故事情節、身段表現力尤為重要。他否定部分原計畫劇碼，力主將結構緊湊、富有張力的傳統劇碼列為重點。

張彭春同時對京劇表演方式進行改造，比如壓縮部分劇碼的“交代性”文唱。每場演出前，他身著禮服用英語講解劇情背景與表演細節，演出後又連夜和劇團商議次日劇碼與排練。“張先生上課啦” 成了劇團當時的口頭語。

在張彭春安排的劇碼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昆曲《刺虎》。《刺虎》講的是亡明宮女費貞娥假冒公主報仇的故事，角色間的智謀博弈緊張，角色費貞娥“神色”變化極多，充沛的情感帶來與西方戲劇“命運悲劇”相似的審美體驗。

梅蘭芳訪美演出《刺虎》劇照。（圖片來源：南開大學官網）

此劇演出時，台下觀眾極為動容。美國劇院有不成文之規，凡是名伶演劇，以結尾揭幕、再謝幕的次數可看出該名伶受歡迎的程度。當時最受歡迎的美國演員揭幕、再謝幕不過10次，而梅蘭芳此次演出竟達到15次，一時成為美談。

與美國文藝界交流時，張彭春作為梅蘭芳表演意趣神色的詮釋者，多次進行關於中國戲劇的主題演說，常“滔滔如決江河，全席大鼓掌”。美國電影公司還選擇拍攝《刺虎》中的“飲酒”一節，將梅氏的代表作保存下來，這也是中國演員第一次拍攝有聲電影。

張彭春(右三)與梅蘭芳(右四)率團訪美時與檀香山總督等合影（圖片來源：南開大學官網）

梅蘭芳曾在日記中回憶道，他此前從未公開演過《刺虎》，此次加急排演實屬冒險，但最終效果贏得美國市場認可。他盛讚張彭春：“幹話劇的朋友很少真正懂得京劇，可是P.C.張卻是個京劇的大行家。”

巧妙彌合分歧   宣導中國“仁”思想

縱觀張彭春的一生，他奔走於東西方，在跨文化語境中促進中外交流。這份務實、善溝通的特質在外交領域同樣凸顯，如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被國民政府委派到英美宣傳抗日，並成功遊說美國國會通過《對日經濟制裁案》。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1947年至1948年將中國的文化理念融入《世界人權宣言》條文中。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受訪時說，宣言擬定時冷戰即將拉開序幕，時間緊迫，關於宣言的討論卻常陷入僵局。每當這時，張彭春就講出幾句中國詩詞或格言，以幽默詼諧的方式讓委員會走出僵局。時任聯合國人權司司長的加拿大人約翰·漢弗萊曾在回憶錄中稱，張彭春是一位“妥協藝術大師”和務實的思想家。

1947年，張彭春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上。（圖片來源：南開大學官網）

“張彭春在《世界人權草案》起草中表現得非常有民族氣概。他沒有弱國心態，始終堅持平等交流。”常健說，談判中，張彭春秉持包容的態度，與來自歐洲的委員們進行了廣泛交流和積極探索，卻也有著據理力爭、堅守底線的外交手腕。

自1947年起，張彭春多次在宣言起草委員會會議上強調，中國的哲學思想早已被伏爾泰等思想家所知曉，啟發西方的思想家對封建觀念開展人文主義反抗。西方的理念與實踐並非詮釋人權的唯一標準，《世界人權宣言》應融合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學說。

他提出用“仁”補充“理性”概念，人與人之間當如兄弟般相處，並堅持在條文中保留“反對歧視”表述。在討論人權委員會職權時，張彭春引用孟子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表示實施宣言的意圖和目標是為了培養更好的人。人權委員會不應當是一個用來受理申訴的法庭，而應通過教育和道德手段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研究張彭春的日記時，常健也發現，張彭春曾苦惱於對中華傳統文化學習的欠缺，因此每天規劃時間閱讀中國古典文學。長期的學習閱讀讓他在聯合國事務中引經據典，展露中國文人的胸襟與氣魄。

晚年的張彭春定居在紐約，除以文學、音樂為消遣外，也教南開校友的子弟讀唐詩。他在回顧人生經歷時說過，無論是研究戲劇還是從事教育、外交“都有一貫的中心興趣”，“就是中國怎麼才能現代化”。

1957年，一代才子謝世。張彭春從南開走出，帶著津門文人的詼諧與智慧，在戲劇界開闢新局、在外交場搭建橋樑。如今，張彭春的雕像佇立在南開校園內，他留下的戲劇遺產和探索精神仍滋養著這所百年學府中每一個追尋理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