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老冠祥撰文）1999年7月，山西太原市王郭村正在施工修路，大雨瓢泼而至，当地一位村民怕雨水浸泡院墙，就想在土路边修一条小水渠。没想到一铁锹下去，露出一个汉白玉屋顶，再向四面扩挖后，是一个古代的砖室墓。考古专家闻讯而至，经过艰苦发掘，发现了隋代虞弘墓，该墓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9年在山西太原出土的虞弘墓，该墓是一座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隋朝官员虞弘与其妻子的合葬墓，是中原地区至今发现的唯一有准确纪年的西域、中亚文化墓葬。
虞弘墓为砖砌单室墓，墓顶已毁，现存墓道、甬道、墓门及墓室，全长13.65米。墓室中央偏北处安置一座仿木构汉白玉石椁，并有八棱汉白玉石柱、石俑、陶俑、铜钱、白瓷碗、墓志铭等随葬品80余件。这具长2.48米、宽1.38米、通高2.17米的汉白玉石椁由椁顶、椁身、底座三部份数十块构件组成，顶部为三开间歇山顶建筑式样，四周布满浮雕，浮雕画面施彩并局部描金，内容有宴饮图、乐舞图、狩猎图、家居图、酿酒图、行旅图等。浮雕里的人物皆是高鼻深目、胡须浓密的高加索人种，其中不少人物头戴波斯日月冠。其他图案如衔绶鸟、带绶马、胡腾舞、头部的扇形长帔等拥有浓郁的波斯、中亚风格。此外，曾在罗马帝国受到崇拜的印度-伊朗神祇密特拉也现身于浮雕中。这些浮雕画不仅再现了墓主的故乡风物，也为研究虞弘所信仰的自六朝初期就已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的祆教提供了第一手数据。此外，虞弘的石椁有椁无棺，与中原的丧葬习俗完全不同。
墓主的墓志盖上刻有“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九个篆字，墓志又记载：“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也。”因此可知他本名叫虞弘，字莫潘，来自鱼国的尉纥驎城。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杨晓春在＜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一文中认为“尉纥驎”为一操突厥语的部族名，“驎”或为其后缀，"尉纥"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袁纥/韦纥(回纥)的另一译法，而“鱼”则是“尉纥”的省译，“虞”姓来自于国名。可见，虞弘是一位早期回纥族人士。《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认为鱼国在中亚，理由是志文中有“派枝西域”一语，作者认为是指虞弘的祖先。.
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林梅村在＜稽胡史迹考＞一文称：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了隋代的虞弘墓，本文从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角度作了考察，认为墓主虞弘的种族实际上是步落稽，而步落稽之名则应来自突厥语的“鱼（balaq）”。所谓的鱼国， 则可能出自于中亚的比千部落。作者还认为，墓志中提到的“尉纥驎”城，本为中国北方草原一个地名或部落名。北魏的“木来”，唐代的“墨离”，元代的“蔑克邻”，明代的“麦克零”或“乜克力”，都是“尉纥驎”的异译。而该城可能就是新疆东境伊吾县的下马崖古城。稽胡是十六国至隋唐时期活跃于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
伊吾县下马崖，是由天山以北通向内地或经蒙古草原到达京、津等地的主要通道之一，历来驻有重兵把守。据考古调查，下马崖乡西南3 公里有一座古城。该城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01—103米，高约4米，城墙为两次筑成。古城东北1 .5公里处有烽燧遗址。当地群众于此地捡到康熙、乾隆时代铸造的铜钱、箭镞等物。清史记载：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清军曾在天山北麓筑城克守。就其古城地望，结合建筑规模、形制和少数的器物分析，下马崖古城是当时一座驻军兵城。依此看来，下马崖是属于清代古城，不可能是“尉纥驎”城。
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平梁在＜《虞弘墓志》新考＞一文称：虞志曰：“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也。”“□□奴栖，鱼国领民酋长。”这个鱼国何在？这里先引用一条资料：“虞庆则，京兆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今宁夏灵武南），代为北边豪杰。”赫连氏就是匈奴人赫连勃勃父子所建立的夏国，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存在的时间为公元409－431年间。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就可断定虞庆则的祖籍是赫连夏国，而且其先人还做了这个王朝的高官。虞庆则之姓虞，是后来改的，他和他的先人“本姓鱼”，就是说在赫连夏国时，虞庆则的先人是姓鱼，这也是没有疑义的。这个鱼姓就把虞弘和鱼国联系到一起了。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些来源于非汉族的国家、民族、部落的个人或群体，往往要有一个汉族式的姓氏，而这个姓氏又往往就是他或他们本国、本族、本部落的汉文名称。这类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除了研究者们所常举的昭武九姓而外，这里再举几例，以彰其义。如天竺（印度）人姓竺，月氏（氏音支）人姓支，安息（伊朗）人姓安，鄯善人姓鄯，车师人姓车，拓跋部人姓拓跋等。据此，可以断定，“本姓鱼”的虞庆则和作为鱼国人的虞弘，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其先人，都是赫连夏国人，而赫连夏国当时又称作鱼国。
该文称：种种迹象表明，尉纥驎城，就是薄骨律城。元和郡县图志》卷4曰：灵州，“汉富平县之地”，“其城赫连勃勃所建果园，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后改置灵州，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此前之郦道元《水经注》曰：“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言，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之韵，遂仍今称，所未详也。”《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元和郡县图志》卷4又曰：“回乐县，本汉富平县地”，“薄骨律渠在县南六十里，溉田一千余顷”。
2006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古DNA实验室对虞弘夫妇遗骨做了分析检测，结果显示，虞弘的DNA属于西部欧亚大陆特有的U5单倍型类群，主要分布在今塔吉克斯坦和新疆喀什地区。墓志与考古结果互相印证，说明虞弘的故乡正是当时粟特人聚居的地区。
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2002年第3期）则对鱼国的渊源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推断，将志文中“润光安息，辉临月支”理解为虞弘的先祖一度与帕提亚波斯和占领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或贵霜帝国、昭武九姓）有密切关系，其居住地应该在阿姆河北岸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鱼国可能是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Massagetae人’原住在锡尔河北岸，后南迁至索格底亚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Massagetae的原意都与“鱼”有关。
也有认为，墓主虞弘是来自中亚的高加索人种。
2002年主持撒马尔罕古城发掘十八年的法国的葛乐耐教授访问虞弘墓，与发掘者张庆捷一起探讨其中的祆教天国图像，认为虞弘图像是入华粟特墓葬艺术中最具原汁原味波斯风格的。2006年虞弘遗骨的鉴定表明他是99%的印度—欧罗巴人种，体质上很可能接近面白多须髯的伊朗人类型，而虞弘夫人遗骨表明她是胡汉各半的混血人种，虽然姓氏是粟特化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金龙在＜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一文称：有学者通过分析虞弘墓石椁雕刻人物的种族特征认为:“无论从虞弘石椁上刻画的人物形貌特征本身，还是其他浮雕画面所透露的内涵，都反映了墓主人浓重的古代西亚情节，折射出虞弘先祖与古代地中海种族的血缘关系。”
综合多位专家的意见，虞弘的祖先可能来自中亚，中亚的比千部落，塔吉克斯坦，锡尔河北岸的马萨格泰人，高加索人种，接近伊朗人类型或古代地中海种族。
如果检示虞弘石棺上的浮雕，如莲台上的圣火（英语：Atar），可见虞弘是一位祆教信徒。虞弘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月氏等西域国家以及曾经的安息帝国所统治的区域。后出使北齐，以后就留在北齐、北周和隋朝做官。在北周曾任「检校萨保府」，「萨保」音译自粟特语「s′rtp′w」，本意是「商队首领」。因为当时进入中原的粟特人为数众多，所以政府设立了「萨保」这种官职来管理进入中土的外国人事务，是中原地区唯一一个以外来语命名的官职。
虞弘终年59岁，于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下葬，临终前是隋朝的正五品仪同三司。从其石椁上带浓郁波斯风格的浮雕推测，鱼国可能位于中亚，但究竟在何处，至今尙无准确定论。
粟特（古波斯语：Suguda-， 英语: Sogdia (/ˈsɒɡdiə/) 或 Sogdiana），或译窣利、索格特，为中亚古代民族，属于欧罗巴人种中的伊朗人种，中国人称之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粟特原本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通称索格底亚那（Sogdiana），今属乌兹别克，部份在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粟特由大小不一的绿洲国家组成，常臣属于外族，属于商业民族，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散居远方。
粟特人是什么人？学者说法不一，有说是「月氏人」，也有说是「亚利安人」或是「突厥」的一支。不管是那一个说法，粟特人能说印度语、波斯语及中亚地区的多种语言，那是肯定的。中国人称之为昭武九姓。
也有认为无法断定虞弘是否为粟特人，不过他曾经担任「检校萨保府」一职，与粟特人关系密切。检校萨保府——这是一个统领本地粟特人及其宗教事务的官职。
此外，虞弘石椁四围内外布满大小不等的浮雕及彩绘图案54个，主体部份的九幅石板浮雕画可细分为两组，第一组（前四幅）可能表现墓主的人世生活，第二组（后五幅）应该是描绘墓主死后在天国中的场景。九幅石板浮雕画分别是：
1
牵马及神马图
2
酿酒及猛狮鬪神马图
3
骑骆驼猎狮及持角形器的胡人图
4
骑骆驼猎狮及大角羊图
5
宴饮及人狮搏鬪图
6
骑象搏狮及衔绶鸟图
7
行旅饮食及山羊图
8
出行休憩及奔鹿图
9
骑马出行及牛狮搏鬪图，亦名「奉果图」
这些浮雕充满波斯的色彩，理由如下：
一是据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小贵在＜中古祆教半人半鸟形象考源＞一文中称，半人半鸟形象应为护持火坛的祭司，是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象征，其创作意匠乃受古波斯“神赐灵光”的影响，意为将信众对火的崇拜传禀上神。这一形象比较真实地表达了琐罗亚斯德教礼仪中拜火这一重要特征，反映了古波斯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故此，虞弘墓主人是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
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毕波考证，她认为第五幅「宴饮图」（全称「夫妇宴饮图」）并非是描绘虞弘夫妻正对坐宴饮，其中的女子应是琐罗亚斯德教（祆教）的一种天界神灵妲瑞娜（英语：Daena），而这幅浮雕画的主题是表现墓主的灵魂进入天国后的美好情景。
二是据＜虞弘墓汉白玉影象中的波斯风情＞一文称在虞弘墓石堂图象中，椁壁中有几个戴王冠的图象。王冠最显著者是在顶端都有一个日月形的组合装饰，下为一个两头向上弯的月牙装饰，代表月亮；上部是一个圆形装饰，位于月牙中部，代表太阳。故有学者称此种形状组合的冠为日月形冠。在虞弘去世之前，从见到的波斯银币看，戴这种单日月冠的萨珊王有伊斯提则德二世（430—457年）、卑路斯（457—483年）、卡瓦德一世（499—531年）、库思老一世（531—579年）等，如果溯其起源，甚至可追溯到更早的沙普尔一世（309—379年）、阿尔达希尔二世（379—383年）和沙普尔三世（383—388年）时期，这三个王也都有这种装饰着日月的王冠。通过上述比较可见，虞弘墓石堂中头戴王冠的图象，与波斯银币与器皿图上的王冠图象相比，无疑属于同一型别，从而证明虞弘墓石堂中头戴王冠的图象当是源自波斯萨珊王冠。
施安昌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总第116期，北齐徐显秀、娄叡墓中的火坛和礼器》一文提到的新月托日的符号是祆教重要的标志，也是萨珊王朝波斯国王王冠上的徽记。
三是波斯文化传统中“狮子咬牛”图。在伊朗「波斯波里斯」的意思就是“波斯国的都城”（波斯古代宫殿遗址），宫中墙壁最多见的是一幅“狮子咬牛”图浮雕。狮子是咬着牛的臀部，据伊朗尚地的导游表示：“公牛可以代表冬天，狮子代表春天，“狮子咬牛”图就是表示冬去春来，万物更新的意思。狮子是无意杀牛的，是秉承波斯大帝居鲁士大帝的怀柔手段，令到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和地区，均心甘情愿臣服于波斯。”这幅狮咬牛浮雕，也就成为了今天伊朗的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标志。相濡觉得这图还有另一个意义，就是新的开始，万物经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后，又重新有新的复苏气象，有点“重生”的意味。而虞弘墓石椁浮雕，也有一幅狮子咬牛图，与伊朗的狮子咬牛图比较，虞弘墓的狮子，略瘦，头颈毛较少，牠咬着中国的大角水牛的前方颈背，而不是臀部。这幅石棺椁后壁中石板图，深圳博物馆的解图说是狮子搏牛图，不解作古波斯的新年图。虞弘墓还有另一幅是人狮搏杀图，狮子咬着一个人的头，那人的剑亦穿过狮身，相当血腥，似乎这幅图跟和狮子搏牛图在表达上颇为一致，是西域和中亚的大官们常以人（俘虏）兽和两兽拼搏作乐之表达。因此，虞弘墓石椁浮雕是具有强烈波斯文化色彩。
四是虞弘石椁浮雕上的单峰骆驼是西亚特有品种。
从虞弘墓石椁浮雕，可见墓主人是深受波斯文化影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入华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