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香港记者：老冠祥撰文）中共的广播电台从新华社的无线电通讯报务活动中衍生而来。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建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就已经开始了广播服务，呼号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英文名「Chinese Soviet Radio」的缩写），但由于发射装置功率太低，只能进行文字广播（摩斯电码）。

1930年代末，中共曾通过地下组织从香港购买到一台广播发射机，但在秘密运往延安途中被发现并扣留。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但当时国民党派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严禁将无线电器材运进边区。

在红军反围剿期间 ,中共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就曾建立过通信材料厂 ,利用缴获的小引擎、车床和无线电器材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采购的真空管和收发报机零部件,因陋就简,克服困难,组装和维修无线电设备。1938年6月,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三局创建延安通信材料厂,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各 1台,工厂主要制造无线电组件、装配小型电台 ,或创制代用品。经过探索和试验 ,相继制成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器、波段开关、电键等多种无线电组件。用陕北的杜梨木作度盘,用牛角作旋钮 ,手工绕制高频阻流圈 ,用飞机残骸铝皮作机器面板、底板 ,先后装配数百部由电池和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小 型电台、电话单机和总机。到1938年底 ,元器件自给率达到 40% ,两年后达到 70% ,同时还完成了延 安中央军委总部所有通信装备和电器设备繁重的技术维修任务。延安通信材料厂的建立解决了无线电器材短缺的问题,从土地革命期间主要靠缴获 ,到延安时期的自给自足 ,这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周恩来摔伤右臂，是在1939年7月10日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周恩来因右臂受伤须要到莫斯科治疗，由于延安没有自己的飞机，中共中央只好电请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派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病。但抗战期间，交通工具本就奇缺，航空资源调配更是紧张，加上周恩来身份特殊，使得航委会进退维谷。但随后延安又来电，称已请求苏联派专机来接，航委会才如释重负。但是蒋介石闻讯后却勃然大怒，严令航委会必须派专机赴延安接送周恩来。

在蒋介石的「特殊关照」下，1939年8月27日，一架美制道格拉斯大客机抵达延安，与周恩来同行的有其夫人邓颖超、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红军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及其儿子陈祖涛、高岗儿子高毅、陈伯达儿子陈小达、孙炳文烈士女儿孙维世、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人。周恩来一行乘机飞抵兰州，然后转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并在那里乘苏联专机飞至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后坐火车抵达目的地——莫斯科。

9月14日下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联系，周恩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治疗。10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已于9 月19 日做完手术。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12月下旬、出院、新年的前几天出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版，内有周恩来赴苏治病的资料。

曾在中国留学的伊丽娜在俄罗斯联邦档案署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内，在翻阅档案的过程中，找到了1939年底到1940年初，周恩来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治疗伤臂和工作的档案。

留苏期间，周恩来与共产国际讨论经费援助外，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讯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

1940年元旦晚上，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出院后，周恩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同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秘书长哥特瓦尔德的会谈中，商议援助中共语音广播电台事宜，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问题。回国之前，季米特洛夫还特意举行家宴款待周恩来，并请周恩来回国后代表他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中国抗日将士问好。

共产国际通称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第三国际1919年至1926年的主要领导人是季诺维也夫，1926年至1928年的领导人为布哈林，1934年之后是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但因为当时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多，第三国际许多活动及决议都需要苏联支持，故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第三国际有重大影响力。

1920年春，维经斯基首次来华时，中共便开始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援助。

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等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抵达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迪化到兰州。同行的有任弼时、蔡畅、邓颖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陈琮英和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还有两位外国客人，即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9人。为了加强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临行时，共产国际交给他们一部电台，共产国际还交给任弼时联络讯号、电报密码本，另外还有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过境时，所有人随身携带的文件、钱钞等都放在周恩来的小皮箱里。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周恩来一行的飞机在伊宁稍事停留，顺利地通过了边境检查。广播发射机是利用周恩来的小皮箱带回国的说法应更可靠。

另一说是1940年3月上旬，周恩来、任弼时等启程回国，把广播发射机拆卸成散件，装进木箱。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员刘小花在＜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在共产国际活动的历史考察＞一文称：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4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纸张在迪化。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可见周恩来在留苏时提出的援助物资要求，共产国际后来是依请求做到。

当飞机到达迪化，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同盛世才进行了3次会谈，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解决了一系列迫切的问题，并接见继续留在新疆学习的装甲兵学校、航空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

周恩来等先后乘火车、飞机、汽车，长途跋涉，到兰州又停留了三四天后，，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和苏联驻兰州总领事分别设宴招待。周恩来向朱绍良借了一辆大型轿车，一路翻过贺兰山，经过平凉、玢州到达西安，依旧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内。周恩来在这期间同蒋鼎文、胡宗南等人进行交涉，迫使他们发给八路军部分军饷。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最后一次军饷。从西安出发时，周恩来一行分乘5辆大车，一路颠簸跋涉，顺利回到延安。3月25日到达延安。

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台共产国际援助的广播发射机 ,系电子管250TH kW军用发射机。由于其为散件,仅有原理线路图,却无装配接线图,军委三局九分队的技术人员根据有限的经验摸索装配焊接 ,一直到12月下旬才装配成功。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军委三局（通讯局）局长王铮、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人为委员的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周恩来去重庆领导中共代表团后，由朱德主持广播电台筹建工作。

中央军委三局是中共党中央、中央军委负责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领导机关。1934年1月，中央成立军委通信联络局，同年10月改称第三局。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驻延安城内。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后，移驻西川延店子村。地点在延安枣园坐往西约6路，有一就叫三局旧址。2010年，中央军委三局旧址修复落成暨陈列馆开馆仪式在延安隆重举行。

为防日军飞机的袭击，王诤和阙明反复勘察，选定延安以西19公里的王皮湾作为台址。这个小山村只有9户人家、40多口人，延河支流西川从村前蜿蜒而过，河南岸的墩儿山上有一块大岩石，正好打出两孔石窑洞，作为动力间和发射机房，地形隐蔽，十分安全。延安一乡乡长袁德万调集了一批壮劳力，配合阙明带来的工人，开始了土建工程。日夜奋战，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打出两孔石窑洞，几孔土窑洞，盖起了作为播音、发报、办公和住宿的土坯房。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在距离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皮湾村。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要建台的王皮湾村对面的墩儿山山坡上长满了杨树和杂草，还有很多大石块。王皮湾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莫家湾村。旧址为一个院落，共有石窑洞3孔，均面阔3.3米，进深7.5米。王皮湾村小得现在用google map也找不到。

有人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时，一位老人讲了一些情况和仅剩的两孔石窑。当问王皮湾在哪里？在那个县那个乡？老人回忆了三去王皮湾的经历，说在延安东北90公里。

另一个说法称：邯郸·陕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机房旧址。那是一个北方农村常见的黄土崖头挖出的窑洞，难得这厚厚的黄土，成为当年「陕北的声音」天然的屏障。位于涉县西戌镇沙河村的简陋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旧址，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

具体负责建台的是中央军委三局九分队的指战员们，他们不畏艰苦，在当地老乡的支援下，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两孔石窑洞，一孔做机房，一孔做发电动力间。另外还挖了几孔土窑洞，盖了土坯石板房，作为播音室、办公室和宿舍。房子有了，经过三局技术人员反复组装、改装和调试，苏制广播发射机也可以使用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发射机，是由缴获国民党的美制导航台改装而成的。九分队在1940年12月中旬完成了发射机的装配工程。为保卫发射台，调30多名战士驻守。

但电源动力是个大难题。当时延安没有发电厂，找不到现成的动力设备。为了早日使电台开播，技术人员尝试采用旧汽车引擎来带动发电机发电。不久，贺龙把在晋西缴获的两个火车头蒸汽机运送到延安，交给军委三局，经改装用来发电，电力达到300瓦。延安当时汽油、柴油奇缺，大家又想出用木炭炉烧木炭产生的煤气代替汽油做燃料的办法，土法发电取得成功。缺少大钢铁作发射天线架，就因陋就简，用三根大树杆捆成“丫”形栽在山上做天线架。最终，在简陋设备条件下，电台建成了。

早期延安台装置极其简陋：电台的发电装置由火车头蒸汽机（一说汽车发动机）改造，最大发电功率300瓦；由于缺乏燃油，只能用烧木炭产生的煤气发电驱动；由于缺乏钢材，电台的发射天线只得以「木塔」代替铁塔；播音室则是一孔窑洞，没有隔音装置，只能用羊毛毡代替。

在窑洞内，为了隔音和防止回音，窑洞天花板上钉着折皱折皱的白土布，四壁钉着本地产的灰白毛毡。隔壁一洞是音乐播音室，里面有一架旧钢琴、一部打击乐器，另一洞是机器房间。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进行第一次试播，呼号为XNCR[3]，随后又进行了多次试播。呼号中的「X」是当时国际电信联盟规定中国广播电台使用的国家程序代码，NCR分别是「新华广播电台」英文「New Chinese Radio」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后来12月30日也被认定为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建立纪念日。

经过多次准备和调试，延安新华广播终于迎来试播。正式试播当天，由清凉山新华社口播组提供广播稿，专门派通讯员骑马送来。试播当天八点，播音员徐瑞璋和姚雯反复呼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X是国际电信联盟规定中国广播电台使用的代码。NCR分别是「新中华广播电台」英文“New Chinese Radio”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接着一遍又一遍朗读报纸上的文章。忽然大家听到在延安县城附近收测试播效果的文字广播报务主任汤翰璋从报话机传来的兴奋声音：「我在裴庄，我在裴庄，声音良好，声音良好。」过了一段时间，又传来他激动的呼号：「我在杨家岭，我在杨家岭，声音很清楚，声音很清楚。」到了清凉山，汤翰璋安装了一只扬声器，山上立刻传遍了播音员的声音，各单位的人们听到之后都从窑洞里跑出来欢呼：「听到我们自己的广播了！」

徐瑞璋，作为延安新华广播时期最早的播音员，徐瑞璋播音名麦风，也被誉为延安的第一个麦克风。徐瑞璋事后对采访她的记者蔡革文说，麦风与麦克风，是巧合，也是命运。几十年后，她就被誉为延安第一个麦克风。

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了，那是最早的红色电波，为中共的广播事业打下了基础。那时候的播音员，不要求普通话非常好，像第一位女播音员是位上海人，普通话虽不标准，但口齿清楚，大家都听得懂。后来才要求用纯正普通话。

徐瑞璋播音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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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台的播音室是一孔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缺乏隔音设备，工作人员就将边区生产的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以减少杂音；没有报时器，播音员就用筷子敲碗的办法，发出“当当”的声音作为报时音；土法发电电压不稳，影响到功率输出不稳，大家就采取人工调压。

据事后的回忆：（第一座）播音室想起来可笑，没有隔音设备，窑洞里拿延安生产的灰色的粗毯子挂在墙上，铺在地上隔音，然后有个小桌子，白条桌子，上面放着个麦克风，还有我们那个小闹钟。

延安台的编辑工作，归属新华通讯社的广播科，最初只有3个人。

延安电台的广播稿由新华社编辑科提供，向仲华兼编辑科长，先后担任编辑工作的有刘志刚和李伍。

向仲华（1911-1981），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军部秘书，第四师政治部秘书长，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解放日报社编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行政上隶属于新华社，广播稿也全部由新华社提供。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提供稿件的是新华社广播科，广播科总共有三位同志，每天负责写两套稿件，一套供文字广播、一套供口语广播使用。他们每天夜里1点上班，要干到早上8点多钟才吃早饭，每天编写口语广播稿都在8000字以上。每天的稿件由一位通讯员步行30多里地送到广播电台去。遇上河水上涨，通讯员要把稿子顶在头上渡河送到电台。

延安台最初每天播出一次2小时，后来增至两次3小时和3次4小时。主要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音乐戏曲等。

开播早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缺少录音唱片，为此中共领袖毛泽东甚至把自己收藏的二十余张唱片送给电台播放。

为了加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领导，1941年春调来周浣白任政委，他原是毛泽东主席的行政秘书。周浣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秘书、统计科科长、秘书处代处长、第三分校总务处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作战室参谋，军委三局通信总台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办公室主任，军委电信总局秘书长，邮电部电信总局秘书长。

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决定，「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博古对统一广播的工作非常重视，提出新华社应建立自己的通报台，并加强对分社的业务联系和指导。经过积极筹建，新华社总社通报台于1941年7月建成。任务是负责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抄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补漏纠错，并向分社发布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最初通报台只有1个，通报用的机器是15瓦的小型发报机和手摇马达。通报台的建立为加强总社与分社的联系，建立统一的发稿网络奠定了基础。1942年上半年，新华社基本统一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字新闻广播。到1945年，总社与分社联络的通报台已发展到4个。

1937年，嫁给中国军人的袁清志万里寻夫，从日本来到中国，作为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反战人士，原清志在八路军干部训练班教过日语，也在在兵工厂做过武器，但内心却一直向往延安。要想进入延安必须经过重重封锁，原清志和丈夫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终于在1941年抵达延安。已经加入中共的日本女青年原清志，成为日籍八路军战士（后加入中国籍），成为延安第一位日语播音员。

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对侵华日军播出15分钟的日语节目，1941年12月3日，在陕西延安王皮湾的窑洞中，她用同样坚定的语气第一次完成了日语播音，而广播的对象是在华的日本侵略军。原清志用日语报出「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标志着中共开始对海外广播，这一天也被后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认定为其开播日。电台早期开播曲为《渔光曲》，后改为秧歌剧《兄妹开荒》选段。

原清志的出现改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历史，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开播时间由原定的1947年9月11日提前到了1941年12月3日。当她用日语报出「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一声呼号令她成了中国人民外语广播第一人。

当日本军官听到了中国电台的日语反战宣传，而且从口音判断是日本人的时候，他们气愤急了，对原清志也充满了敌意。原清志的外孙回忆说，「她当年用过的喇叭柄是弯的，子弹从她的头上呼啸飞过，铁喇叭被打的枪林弹雨。」在她播音的半年多时间里，她被无数日本人斥责为卖国贼。

2000年，时年88岁的袁清志参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室，用微弱却坚定的语气播送了一段深情的延安回忆。如今，在窑洞播音间的门口，矗立起了原清志的铜像。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开始使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XGOA）频率对延安台进行干扰，同时以密电通知位于洛阳的河南广播电台（XGOX）就近对延安台进行干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对中宣部和广指会作出批示，要求相关人员监测并详细记录延安台的广播，「仿照国宣处之敌方广播记录办法处理」，将其视为「敌台」。

本职为经济学家的林迈可，喜爱物理学，尤其痴迷于无线电。1942年，他在晋察冀边区受聘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苏珊在20日的研讨会上，公布了一封林迈可在1943年5月写给英国姐姐的信，「我们的无线电设备的确比日本兵的好许多，日本的零件大部分还不错，但他们的电子管不行，设计也不行，效率很低，传播距离短，得将缴获的日军设备重新改装，才能有效使用。」分解缴获的日本无线电设备，成为林迈可的工作重点。经不断研究，他和中国同事一起成功地将旧电子零件改装成无线电收发报机。

1943年春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发射机的管子坏了，漏气了。幸好还有一只备用的，但使用不久也烧坏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了播音。

1943年，由于广播发射机的装置日久失修，且缺乏可替换零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质量转差，直到当年3月，终因发射机电子管损坏而暂时停播。在此之前，延安台的广播也极不稳定，断断续续，时常停播。

1943年春，由于日军的侵略和国民党军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延安台因广播发射机零配件损坏，得不到补充和维修，不得不暂时停止广播。

1944年春，八路军在晋西北的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台锅炉和一台发电机，中共中央决定把它们运到盐店子村，交给三局使用。九分队的同志们把它加工、改装成一部２５匹马力的蒸汽机，安装在路边的「关帝行宫」大院里。同时，在村口的小山包寨子岭上，盖了两间土坯房，把重新设计、安装的发射机安放在这里。在半山腰打出三排土窑洞，作为发报房、播音室和宿舍，从这里发出新华社的文字广播。

1944年，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带着刚1岁半的幼女，冒着枪林弹雨抵达延安，建议设立发射台和定向天线，以便让无线电信号发射到美国。但天线的设计和位置并非易事。林迈可根据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的公式，设计出V形或菱形天线，靠着一本《球面三角》和一只经纬仪，最终成功地在延安的土地上树立了天线，并帮助组建了一台1000瓦的发射机。

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发出声音」，，呼号CSR de XNCR，林迈可亲自参与了英文新闻稿的编辑工作。同年9月1日正式定时广播。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局」的职员首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据记载，播发每日两次，是通过手工用英文莫尔斯码播发的，每分钟18个词。这时，延安的广播可真正达到全球的广播。